美

自幼以来，我便沉迷于“蜕变”。人，究竟如何才能脱离原本的模样？从孩童到少女时期，我从未觉得自己漂亮，个性也谈不上有趣。若只是无趣，我尚能接受。可“不够漂亮”，或者说“不够好看”，却让我难以释怀。我曾甘愿为了变美而丢掉性命，成为一具美丽的遗体，这听起来荒唐至极。若已死去，我的美便无法被世人看见和赞美。然而，被贴上 “不够漂亮”的标签，对我来说，仿佛是世上最大的耻辱。

在1970年代，当我的母亲还很年轻时，她拒绝化妆。我理解她，并尊重她的选择。对她而言，化妆象征着某种屈从，是一种对“父权”的顺从，尽管这一概念在那时并未成形。然而，我却始终热爱化妆。唇膏让我学会接纳自己那过厚的嘴唇。在1980年代的审美里，我的嘴唇太厚，甚至是俗气的，只因为我是黑人。唇间的那抹极致的红，于我是自由的标志。嘴唇太厚又如何？那抹红永不褪色，反而变得更加耀目，成为我双唇的一部分。

我涂抹唇膏，不再为自己的嘴唇感到羞耻。我用纯粹的红色勾勒双唇，展露它丰盈饱满的美感。虽然，我并不确信红唇是否美丽，但是它成为了一种自我宣言：我已不愿再因任何事而感到屈辱。

我深知有时会过犹不及：我绝不会素颜出门，至少要化上淡妆。我无法忍受让邻居看见我的素颜。但为何如此？我本应毫不在意一个邻居对素颜的我评头论足，我连他的名字都叫不上来。事实上，他根本不会看我一眼，我们几乎也碰不到面。那么，为什么我只要在楼道出没就要化妆呢？为什么连倒垃圾也要涂口红？在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，亲友们来探望我，为什么我要坚持涂粉底和画眼线？即便在被允许显露“疲态”的场合——我的身体的确经历了苦痛，我也不愿以素颜示人。

妆容，是我的盔甲，是我无法离开的保护壳。每天早上“护甲”上身，既是我的义务，也为我带来愉悦。它是我的力量所在。唇膏，是妆容里最重要的部分，永远不可或缺。那是一抹极致的、张扬的、至高无上的红。我化好妆，如同带着最擅长的武器，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。这不仅是一种对抗世界的防御战术，更是怀抱着善意展露自我的方式——我的妆容就像一副面具，让我以温柔示人。

我永远不会停止涂抹唇膏。它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，是我的灵魂，也是我的心跳。那抹红，赋予我强大与自由，让我学会接纳自己的双唇和容貌，以及真实的自我。我钟情于唇膏的气味，散发着甜美的气息；同样，粉底释放出更强烈、更原始的气味，也让我深深着迷。

我并非演员，但每天早上化完妆后，就变成一名演员。日复一日，我沉醉于色调间的微妙差别，在深浅不一的红色唇膏间随心挑选，此外，我也会根据心情，在眼影、腮红、蜜粉的彩盘中选择不同的色调组合。心情低落时，我倾向于夸张的色彩，仿佛它们的张力能带给我快乐；当心情愉悦时，相对内敛的妆容便已足够。化妆后，我扮演着一个角色。我展露出自我的另一个面向，或许，它比我想象中的自我更为真实。